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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红校园”润泽学生心田******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建设“红色堡垒”、培养“红烛先锋”、培育“红心少年”——

  “三红校园”润泽学生心田

  本报记者 程墨 通讯员 付晓方 聂志鹏 尚紫荆

  一张张历史英雄人物图片、一个个英勇抗战故事、一本本红色经典书籍……近日,在湖北省襄阳市长虹路小学的“红色文化长廊”中,在学生解说员生动形象的讲解中,师生仿佛置身那段峥嵘岁月,激荡起爱国主义情怀。在襄阳市樊城区中小学校园里,讲红色故事、唱革命歌曲、演红色剧目等活动比比皆是。

  如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教育优质发展?2020年10月,襄阳市樊城区出台了《教育系统党建工作三年行动计划》,全面开展“三红校园”创建工作,通过将党支部建设成“红色堡垒”、把教师培养为“红烛先锋”、把学生培育成“红心少年”,构建起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全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让党的思想理论润泽学生们的幸福童年。

  筑牢“红色堡垒”,以红色阵地凝聚精神力量

  新年伊始,一场中小学干部选拔任用通识性知识测试在樊城区进行,此次测试将作为干部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为优化组织设置,樊城区教育局一方面依托“区教育系统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加强教育培训;另一方面,编制《樊城区教育系统支部标准化规范化指导手册》,对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党员活动室建设进行规范,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教育管理新机制。

  党建引领之下,樊城区全区各学校结合“四史”中的先进人物、典型事件、精神谱系,在校园打造党史长廊、红色布景、文化墙等多样化、典型化的校园特色景观,逐步形成“一校一品牌、一校一特色”的校园文化。

  襄阳市米公小学打造了“书写人生、奠基未来”的办学理念,让书法教育成为促进师生爱党、爱国、爱家乡的重要载体;襄阳市二十一中将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情怀融入学校“家·国”文化中,引导学生争做有理想、有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红校园”创建工程实施以来,樊城区教育系统各基层党支部共开展党史学习1036次,全区学校赴各党史学习基地学习52次,涌现出米公小学、三十五中等10个“三红校园”创建第一批示范单位,有效激发了基层学校党建发展活力和党员教师干事创业的劲头。

  树立“红烛先锋”,让党的建设成为强师之基

  “敬爱的党组织,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樊城区2022年新入职教师培训开班仪式上,283名新入职教师中有260名新教师主动向各自学校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要把党性教育作为新入职教师培训第一课,让我们的人民教师成为让党放心、让学生喜爱、让人民满意的‘红烛先锋’。”襄阳市樊城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齐光伟介绍,近年来,为引导广大教师成为红色育人的中坚力量,樊城区教育局出台《全区教育系统“双培养”工程实施方案》,以学校为单位遴选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后备干部和骨干教师进入“双培养”人才库,定期开展党性教育。

  同时,该区推进“三名”工作室(名师、名班主任、名校长)创建和“千名名师培养”工程,通过政策支撑、平台打造、发展保障等措施,着力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敬业奉献的教师队伍。

  襄阳市诸葛亮中学党员教师高蔷是襄阳市“隆中名师”。近年来,她充分发挥自身的示范、辐射和引领作用,依托襄阳市“隆中名师高蔷工作室”吸纳了襄阳市区域内及十堰市竹溪县共计30余名中青年教师进入工作室,开展教科研活动,实现名师引领、共同成长。

  “三红校园”创建工程启动至今,樊城区共评选出1570名区级优秀教师(班主任、教育工作者),112名市级学生最喜爱的好老师,评选湖北省特级教师6名、襄阳市隆中名师(校、园长)7名、樊城名师(校、园长)135名。

  培育“红心少年”,用创新实践厚植红色基因

  “学生更易接受怎样的方式,学校就要做怎样的创新。”为了引导中小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红色基因,樊城区教育局以培育“红心少年”为主线,全力打造“大思政”课堂。

  开展“四史”教育进课堂、“课前三分钟讲党史小故事”、“我与国旗合影”……樊城区各学校创新思政课形式,开展各类特色活动,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学校、引进课堂。

  在“红心少年”培育过程中,樊城区教育局出台《全区中小学红色社团建设指导方案》,鼓励各学校积极探索组建红色社团,并通过不断创新社团活动形式,让学生们感受“红色文化”。截至目前,全区各学校共成立了1100余个校级、年级、班级三级学生社团,共开展红色主题社团活动1700余场次。

  “‘三红校园’创建工程增强了我区中小学党建工作活力,充分将党建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成教育发展的优势,带动了全区教育事业的跨越发展。”齐光伟表示,下一步,该区将以更高的标准开展第二批“三红校园”创建工作,打牢党建工作根基,全面提升党建工作质量。

不寻常的年头 不寻常的坚持******

  作者:尹 鸿 梁君健

  没有最不寻常,只有更不寻常,2022年之于中国电影便是如此。虽然开年以《长津湖之水门桥》《奇迹·笨小孩》等影片开了一个闪亮的头,但随着疫情的起起伏伏、国际国内局势的复杂多变,以及观影行为和观众习惯的渐渐分化,全年电影市场的整体走势风风雨雨,年度票房总量不仅不足疫情前的50%,甚至也远低于2021年全年,电影生产创作供应端数量骤降,中国电影发展陷入了一个不期而至的“低谷”。但是,中国电影界依然在这种不寻常的考验中,以对时代的责任、对观众的热忱、对文化的担当,努力奉献了一批优秀的电影作品,为大众提供精神力量,为电影带来发展动力,为未来创造复苏信心。主流价值与商业类型之间的结合出现了新的探索方向,电影类型更加具有中国式的丰富性和本土性,一些影片在生活的琐碎和艰难中传达了一种“无情世界的感情”,一批青年创作者在现实主义关怀、现代电影美学探索、现代社会心理表达上日趋成熟。这一年,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一批质量上乘的电影精品,也进一步凝聚了行业共识,为电影复苏带来春的信息。

  主旋律电影探索美学方法新突破

  2022年,围绕党的二十大和“这十年”的主题,中国电影用自己的方式呼应着大时代的要求。2022年上映的主旋律影片数量众多,它们在艺术手法和市场接受等方面逐渐成熟,既有《长津湖之水门桥》《万里归途》《平凡英雄》这类瞄准商业制作的主流大片,也有《何叔衡》《望道》《邓小平小道》这类各具特色的人物传记影片,在全年的各个重要档期中均发挥了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万里归途》作为我国首部外交官撤侨题材影片,累计票房15.85亿元,成为今年国庆档“一枝独秀”的国产电影。相比于《战狼2》《红海行动》这两部以军事动作片为基本形态的同题材作品,该片讲述的是手无寸铁的外交官的故事。在这部归乡母题的现实主义作品中,创作者不仅深入刻画出主要角色的内在矛盾,为故事的转折提供了充分动机,而且在讲述撤侨故事的同时充分展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并围绕跨文化的理解与交流建立起有力的人物关系和支线情节。家国情怀与跨文化叙事的交织,真切地体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该片突破军事动作片的模式,以人物塑造、情感关系、情节剧叙事为核心,加上一流的电影制作水平,体现了主流电影的新走向。

  由徐克指导的《长津湖之水门桥》则沿袭了动作片模式,体现了中国主流电影的工业化水平,视听风格更加完整。除了对战斗场景等动作戏的精彩呈现外,该片还注意雕琢人物之间的情感,通过小动作和表情细节传递温情。同期上映的《狙击手》提供了抗美援朝题材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在小场景和普通人物身上发掘戏剧性和意义感。影片以抗美援朝战争后期“冷枪冷炮”运动中的狙击英雄张桃芳为原型,塑造了狙击五班一群年轻人的英雄形象。影片虽然在历史质感与战斗传奇的融合上还存在诸多可以完善的方面,但它证明在大投入、大场面之外,主流电影还有更多创作道路可以探索和选择。

  此外,抗疫题材电影《穿过寒冬拥抱你》《你是我的春天》,表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主题的《平凡英雄》,表现相濡以沫的大中华情怀的《海的尽头是草原》等影片,都在不同题材、不同类型、不同风格上精心开掘,拓展了主旋律电影的表现空间和表达形式。特别是《邓小平小道》讲述了邓小平一家在“文革”期间被下放江西劳改三年多期间的故事。虽然这是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上已有公论的一段历史,但创作者充分挖掘人物的历史细节,成功塑造了多元化的人物关系。在描摹伟人普通一面的同时,也通过碎片化的叙事抽象出改革开放的历史动力之源,在领袖人物传记片方面成为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

  主旋律电影在大投入、大制作之外,在青春励志、伦理亲情、人物传记等方面,这一年都体现出电影创作者对既有创作经验的自觉突破,虽然各自在人物塑造的丰满性、艺术完成度和情感表达的充分性,特别是历史还原度、情节的合理性等方面都尚待完善,但是这种突破创新的自觉性恰恰是中国电影最大的动力。

  现实主义聚焦烟火人间的爱与希望

  现实主义创作在近年来显现出一种趋势:一方面,现实的苦难和矛盾不能回避;另一方面,生活的意义和人生的梦想必须坚持。不沉溺于现实,不虚韬着梦想,中国电影呈现出新的创作气象。

  文牧野继《我不是药神》之后的第二部影片《奇迹·笨小孩》讲述了易烊千玺饰演的景浩独自带着年幼的妹妹在深圳生活,并希望通过废旧手机零件回收这一行当来凑出妹妹高昂的手术费。影片生动地展现出普通人在面对困境的过程中的守望相助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当这种力量遇到了改革开放提供的机遇时,就能够释放出巨大的发展潜力。这既是对改革开放深圳腾飞过程的电影化的叙述,也是对真正来自人民的伟大力量的致敬。

  如果说《奇迹·笨小孩》是用青年人和普通百姓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追求生活梦想为励志主题的话,那么《人生大事》则是通过“一地鸡毛”的凡人琐事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沟通、理解,最终表达了一种超越血缘亲情的“无情世界的感情”。朱一龙饰演的莫三妹是一位从事传统丧葬行业的年轻人,处理的是与死亡有关的禁忌性的事务。影片关注底层生活,但并未一味苦情化,而是准确把握住悲喜之间的情绪节奏,有感动但不压抑,在烟火气十足的社会情境里,小人物的艰辛生活中透露出一种简单得让人感动的爱和温暖。

  2022年还出现了很多有特点甚至达到很高艺术成就的中小成本影片,体现出这十年电影产业改革发展的成果,也展现出电影领域的创新力量。《妈妈!》在呈现疾病体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用作一种对于个体生命记忆的隐喻,并在家庭结构中完成了独特的主题表达。《不要再见啊,鱼花塘》则来自于一位青年创作者对于电影艺术的坚持探索,该片以极简化的视听语言刻画出极丰富的生活细节,缝合出一个独特的记忆世界。张律导演的《漫长的告白》用含蓄隽永的风格将爱情和友情的故事叙述得令人柔肠寸断。上述这些电影都集中体现出电影艺术的人文价值,密切关注时代变革之下个体心灵世界的变化。关注现实烟火,温暖人性社会,体现出国产片在创作态度上一种有意无意的选择,其中的部分影片在坚持艺术探索的同时也获得了较好的市场效果。这再次印证了:可能不是观众不看好电影,而是我们的电影确实还不够好。

  成长中的青年电影人让电影更贴近现实

  这一年,青年电影人爆发出生机勃勃的创作力量。与过去青年创作更喜欢幻想类型、IP改编、青春爱情等不同,他们更加关注现实生活、关注普通人命运、关注“渺小”个体在大时代中的沉浮,甚至形成了一种现实主义“新浪潮”的雏形。

  《人生大事》是青年导演刘江江的处女作,他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的新闻专业,长期在地方台拍摄栏目剧。凭借这部影片,刘江江获得本年度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文牧野是电影学院的科班出身,2018年凭借处女作《我不是药神》被观众所认知,《奇迹·笨小孩》延续了他对普通人生存境遇的描摹,并使其凭借此片获得第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奖和第十七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编剧。此外,《万里归途》的导演饶晓志也是“80后”导演,先后编剧执导了《无名之辈》《人潮汹涌》等具有现实主义特点的影片。

  这些年轻一代导演的现实主义创作都有较为鲜明的共性:一是在叙事上熟练地使用故事节拍表,通过不断增强的戏剧性水平来吸引观众;二是依靠快节奏、密信息营造出符合现代观众需求的视听感受,提升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影院性;三是拓展情感与效果的多样性,严肃话题不排除轻松表达,个体故事关联宏观的社会表意,通过最后的大团圆结局净化焦虑、激励人心。同时,这些导演也积极地拥抱商业元素,并且将这些资源较好地整合到创作需求中。现实主义情怀、现代电影视听语言、现代青年审美心理的把握,本年度的青年电影人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的另一种可能。

  只有广袤的高原才能托举起摩天的高峰

  中国电影的高峰之路、中国电影的强国之路,一定是建立在产业发展、市场繁荣基础之上的。2022年,由于供给不足和疫情防控的双重影响,加上观众娱乐方式的变化等等,影院市场几乎进入了十年来的最低点。2023年,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中国电影必然会渐渐走向复苏,电影管理机构、产业主体和从业者将凝聚起越来越强烈的发展共识,完成中国电影新的龙腾虎跃。

  进一步激活产业链,扩大国产影片特别是具有商业带动性影片的供给,持续提升电影创作品质,当是第一要务。2022年电影档期的极化现象尤其显著,高票房电影全部来自春节档、暑期档和国庆档。在热门档期中,尽管影片艺术上存在种种“硬伤”,但只要本身具有一定商业品质,基本上都能够获得较好的票房,像《独行月球》《这个杀手不太冷静》《新神榜·杨戬》《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等成熟的类型化和IP转化作品都获得了商业成功。这一年里,中国电影人在发布会、电影节、研讨会、总结会等各个场合,都对供给侧的危机展开了建设性的反思与讨论。虽然疫情给电影业带来的影响有望在一段时间内基本结束,但未来市场和创作仍然会受到其他客观因素的影响。不论外部环境风云变幻,只有电影人做出真正不辜负观众期待的好电影,中国的电影创作和电影产业才会在新的发展阶段越来越好。

  电影市场的繁荣还需要扩大对海外高质量影片的进口力度,推动丰富多元的世界电影进入中国市场。2022年不多的引进片中,《侏罗纪公园3》和《阿凡达:水之道》的票房成绩都冲入年度前十,此外,“名侦探柯南”“航海王”“神奇动物”等成熟IP的电影也都取得了上亿的票房。但是,总体上引进片对于电影市场的贡献相当有限,票房过亿的影片仅有11部,市场占有率也只是刚刚超过20%。未来,在保证国产电影占有率优势的前提下,可以增加世界各国优秀电影引进的数量和效率。这不仅能够促进中国电影市场和电影行业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院线的长远经营和行业信心的提振。在中外电影文化充分互鉴的基础上,中国电影企业要进一步努力走向世界。只有更多的中国企业成为国际企业,更多的中国电影受到世界观众的好评,才能够有效增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将中国故事变成世界故事的能力。

  在题材规划、创作策划、生产安排、发行档期等诸多方面,中国电影都需要在新形势下有新思考、新举措、新改革。电影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的观众以及观众的不同需求,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为试金石。归根结底,百花怒放、万紫千红才是中国电影真正的春天,希望中国电影用厚实的高原支撑起人们期待已久的新的高峰。(作者尹鸿系中国影协副主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梁君健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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